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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年后，中日甲午战争爆发。由于局势紧张，清廷又一次想到了刘铭传。慈禧太后懿旨，撤销对刘铭传的处分，恢复其职务。不久，又令其迅速北上，进京陛见。
可是，一切都晚了。此时，刘铭传已经病魔缠身，数疾并发，连行动都已相当困难。李鸿章不得不据实上禀，说他因病无法应召，是否另调大臣统兵。但朝廷似乎并不相信，又连电催其复出。光绪二十年（1894年）九月初七日的电谕云：
现在军事日棘，统帅乏人。该巡抚受国厚恩，当此边防危急之时，岂得置身事外？着李鸿章再行传谕刘铭传。于接奉此旨后，即行起程来京陛见。该巡抚忠勇素著，谅不至藉词诿卸，视国事如秦越也。仍将这旨起程日期，先行电闻。
今天我们重读这份电谕，仔细玩味，不禁感慨良多。不难看出，此时清廷对刘铭传出山是何等祈盼和依赖，一如当年令其赴台抗法，而与多年前对其的打压相比，简直是天壤之别。
然而，这一回刘铭传真的无能为力了，尽管有人说他是负气不愿出山。他真的病了，而且病得相当严重。如同他自己所说，哪怕只要能起身，也会抱病应命。可是，如今他已做不到了。一年多后，刘铭传病逝于家乡刘新圩，享年五十九岁。在他去世前，传来甲午战败的消息，而台湾也沦于敌手，尽管台湾军民奋勇抵抗达五个月之久。看着这块他曾经呕心沥血、宵衣旰食为之奋斗六年的热土为敌寇所占，病榻上的刘铭传失声痛哭，吐血昏厥，数月之后便在忧愤中离世。
刘铭传一生留下太多的遗憾，而台湾可能是他留下遗憾最多的地方。身为一介布衣，起于行伍而位列封疆。尽管他具有雄才大略，但生不逢时，壮志难酬。所谓“呕心六载功不就”“一生枉抱济时才”，这不能不说是莫大的悲哀。
六、1898：短命的变法
光绪二十四年，公元1898年。这一年的正月初三，总理衙门突然召见了康有为，这在当时是一件很引人注目的事。作为清廷最高办事机构，竟然兴师动众地召见一个区区小吏，这样的事情并不多见，何况其中还有一段复杂的背景。因此引起各方关注，丝毫也不奇怪。
康有为人称康南海，因其出生于广东南海之故。他原名祖诒，字广厦，号长素。年轻时游香港，受到西方文化影响。从1888年至1898年，连续撰写了《上清帝第一书》至《上清帝第七书》，提出了他的改革思想。其中《上清帝第二书》，即为喧腾一时的“公车上书”，由梁启超等帮助完成，风行一时。
甲午战败后，清政府蒙受了极大的耻辱，《马关条约》举国反对。尤其是割让台湾，人心尽失，就连光绪皇帝自己都深感“羞为天下主”。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年）春，北京发生“公车上书”运动。在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一千三百余人举行集会，联名上书请愿，要求变革图存。领头的就是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。
不过，关于“公车上书”的真实性，早有学者提出质疑。认为这是康有为为了标榜自己而自我贴金，实际上这份上书并未进呈，至于康有为所说的因都察院拒绝代递，也是个谎言。真实的原因是康有为担心上书可能会影响自己的仕途而没有呈递。从事后的结果看，康有为会试及第，授工部主事，似乎也是一个佐证。
然而，尽管“公车上书”存在争议，但康有为系列上书倒是确有其事。1895年5月29日，即“公车上书”没几个月，康有为又写了《上清帝第三书》。幸运的是，这道折子经过都察院代递，呈送到了光绪皇帝的手中。
7月19日，即光绪皇帝看到折子一个多月后，便颁布谕旨，号召君臣同心，上下齐力，发愤自强，改革图新。随着这道谕旨下发的，还附有一些官员上呈的有关改革的奏折，以供各级臣僚参阅。这其中就包括康有为的《上清帝第三书》。这对康有为是很大的鼓舞。于是他又接着写了《上清帝第四书》。不过，这次上书几经周折，却上呈未果。
此后，为了“开通风气，联络人才”，康有为和他的弟子梁启超开始转向办报，并成立强学会，意图“托古以改今制”，倡导维新变法。强学会成立后，一度影响很大。很多维新人士纷纷聚集到强学会的旗下。就连朝中的一些高官也对强学会采取赞赏和支持的态度。两江总督张之洞等先后入会，袁世凯也表示要捐银参加，但遭到康有为拒绝。
此时，康有为已俨然成为维新派的领袖，风头正健。尽管轰轰烈烈的强学会寿命很短，仅仅几个月，便因保守派的弹劾而被迫改为官书局。不过，康有为的举动已引起一个重要人物的关注。
这个人就是两代帝师翁同龢。
翁同龢时任军机大臣、户部尚书，位高权重，深得光绪皇帝倚重。《崇陵传信录》称：“上冲龄典学，昵就翁同龢，或捋其髯，或以手入怀抚其乳。”光绪自幼畏雷声，在书房读书时，每逢打雷，必钻进翁师傅怀中。故翁师傅在书房二十五年，最为光绪所亲。据康有为说，他与翁师傅相识是在办《万国公报》期间，翁来访不遇，后康前往拜谒。谈及变法之事，言语相投，谈话进行了四个小时。翁师傅向康索要有关论治之书。还告诉他，皇上无权，太后猜忌，就连他见客也有人暗中监视云云。
1897年11月，发生德占胶州事件，引起朝野震动。事变发生后，康有为由广东驰赴北京，“上书急陈事变之急”。这道上书就是康有为的《上清帝第五书》。在奏折中，康有为提出应对胶事的上、中、下三策，并表示瓜分之祸，迫在眉睫，“恐惧回惶”，“再诣阙廷，竭尽愚忠”。可是，工部尚书淞溎因其言辞不当，“大怒，不肯代递”。清制，四品以上官员可专折上奏，而四品以下之官，如有奏本只能通过本部堂官，或都察院代奏。由于工部堂官拒绝代奏，康有为又写了另外的奏本，请杨锐、高燮曾等人代呈。梁启超在《戊戌政变记》中说：“给事中高燮曾见其书（指康第五书），叹其忠，抗疏荐之，请皇上召见。”指的就是这件事。
高燮曾时任兵科给事中，此人正直敢言。当时，他极力举荐康有为，提出由皇上召见康，并委以重任。不过，高的折子转到总署核办时，除翁同龢表示支持外，礼部尚书许应骙等人都极表反对。翁同龢自从认识康有为后，认为此人“才堪大用”，便多次向光绪举荐。在康有为第五书被工部长官拒绝代递后，认为希望渺茫，打算整装南归时，也是翁同龢劝阻了他，让他继续留京等待时机。
然而，尽管有翁同龢的支持，关于召见康有为的提议还是被否决了。执掌朝政的恭亲王奕?认为，康有为一个小小的主事，皇帝召见“不合成例”。他提出可由总理衙门先行召他一谈，如果可用，破例也可，否则作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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